资本全球化危机如何化解（分析危机下的出路）

80年代，撒切尔与里根在全球播撒新自由主义的种子，发达国家产业资本大量外移，随即进入到金融资本时代，伴随着90年代冷战结束后信息互联网技术的“军转民”，世界进入到以金融为主导、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金融资本全球化时代”。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可以不再受黄金等贵金属羁绊而无休止地印钱，这薄薄的一张纸甚至一个数字符号支撑着产业的对外转移。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西方主导国家用这些自己印出来的“纸”来做全球贸易结算，于是进一步要求这些发展中国家只要接收其产业，就必须使用工业化的方式进行生产，同时必须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才能进行产品的国际贸易。若有国家不从，主导国家便软硬兼施，或是经济上进行做空和制裁，或是军事上派遣航母、发射“战斧”。金融资本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两个主导国家便是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先后达到80%，实现了经济结构高度化或经济结构现代化。

资本全球化危机如何化解（分析危机下的出路）

中国在上世界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是承接发达国家或地区制造业转移的典型代表，与美国等金融资本主导国形成“双输”格局，即：中国一方面向美国输出廉价工业制成品以平抑其国内物价，使其低通胀水平的高质量生活方式得以维持；美国则向中国输出美元以购买工业品，这些美元变成中国的外汇储备进而成为国内货币增发的依据和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而中国手握的天量外储为实现保值又只能回流到美国的国债市场，进而支撑美元稳定。这本是一种相对稳态的结构，唯一不受控的便是“美国梦”生活方式下不断扩张的消费欲以及由此导致的货币的不断扩张，还有金融资本主导国家间的不断“竞劣”。

此外，那些在产业资本时代被定义为落后的资源型国家到了金融资本时代被资本光顾，“摇身一变”成为高福利、高幸福感的“土豪”国家。然而，“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资源型国家在21世纪前10年明显地经历了一次伴随资本市场波动的过山车，许多国家现在都没有走出危机泥淖。

2008年，21世纪的第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在美国这一世界金融核心国家爆发，进而传导到中国这个对金融核心处于半依附地位的世界产业资本核心国家，造成2500多万农民工“失业”，而让中国顺利走出危机的还是在20世纪多次挽救国家的“三农”。事实上，在20世纪末为应对东亚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就已经开启了以国债拉动基建投资进而推动区域发展再平衡的进程，先后包括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等战略。紧接着，在2005年国家启动“新农村建设”，以平均每年超过1万亿元的财政投入来完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外需大幅下降，沿海大量工业品出口受阻，正是因为前期新农村建设完善了农村基础设施，工厂里囤积的产品被“出口转内销”，借着“汽车下乡、家电下乡”等政策“飞入”寻常农户家；同时，大量“失业”农民工返乡就业和创业，并不聚集在城市产生社会稳定压力。中国在危机之后的201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同时也开启了金融资本化进程。

现在，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已经超过美国和日本的总和，同时也是世界金融资本最为庞大的国家之一。不过，资本总量越大，风险越大……

2019年底，正当大洋彼岸的华尔街金融贵族们为美国股市历史上最长的牛市欢呼雀跃，大洋此岸的中国人为春节到来满怀喜悦之时，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袭击了中国的九省通衢—武汉，进而在全国蔓延。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家被迫封城封路、停工停产，由于中国是世界最重要的中间产品和制成品生产国，这非常直接且快速地影响了全球产业链。欧美国家以及日韩等国对中国的产业依附度很高，其中美国对中国产业依附程度最高，占30%左右，越是依附程度高的，就越是受产业链的影响。同时，由于中国的工业门类最为齐全，劳动力数量众多且素质在一般制造业国家中名列前茅，导致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无法被替代。与此同时，韩国、日本、意大利、伊朗、美国等国家的疫情也相继爆发，整体呈现全球蔓延之势。

假如疫情影响继续下去，按照一般市场经济规律会是企业难以为继，大量工人失业，企业贷款就会变成坏账，坏账又导致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将会面临总体性危机。但与此前不同的新情况，则是破坏性巨大的全球产业资本重构——1960年代以来西方产业对外转移半个世纪，已经构成产业资本的全球产业链布局；即使中国能够成功克服疫情复工复产，也不可能缓解全球产业连破坏造成的全球化危机，危机打击下全球产业资本被迫重构产业链，需要支付“脱钩（de-linking）”造成的巨大的制度成本。就目前的情形而言，以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为导火索的新一轮全球性危机似乎已不可避免......

那么，面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我们是否有出路呢？

资本全球化危机如何化解（分析危机下的出路）

我们对于20世纪中后期中国应对危机的历史经验的回顾和分析或许能提供思路。

可以推测，为应对危机，各国势必加快QE（量化宽松）以挽救金融市场，而已经极度过剩的金融资本一旦流入投机领域，必然造成新一轮的过剩和泡沫。而金融资本时代的竞争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主权信用竞争，并且是一种“你放水我就放更多水”的竞劣机制，既要维持主权信用又要救市和刺激生产，唯一的办法便是寻找新的“资源资本化”标的和空间以消纳过剩的金融资本......谁能维持住不崩溃就能抄底“输家”获得相应的“危机红利”以逃出危机。

对于中国而言，只有农村中大量沉淀的生态资源还没有被大资本“青睐”，生态资源资本化不仅能够吸纳因救市而新增的大量流动性，而且可以促使人民币与美元（外汇储备）在一定程度脱钩，还能促进房地产等投机领域去杠杆，农村也能解决长期资本要素短缺的问题。幸而党中央早在2007年就提出生态文明，2013年又将生态文明战略写入五大战略之一......

在要素回流的条件下，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也就成为可能。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兴旺，其关键是以生态资源资本化为统领，按照“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路径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实现百业兴旺。要达到上述目标，还得有人的流入，即市民下乡。在此次疫情中，民众更加认识到乡村的作用。因为疫情爆发在城市，目前看来确诊病例也主要集中在城市，城市疫情防控的单位成本也远高于乡村，而且城市越大遭受疫情带来的损失也越大。同时，许多市民长达数周只能生活在钢筋水泥的狭小空间中不能外出，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而乡村，特别是在广大山区居住相对分散的乡村，即使村民被禁止外出也有足够的活动空间以释放压力，甚至也不耽误生产。可以预想到，疫情之后将会掀起一轮市民下乡的潮流。在市民下乡带动下，乡村将会出现非常多的创业和就业机会，也就能吸纳更多危机影响下返乡的“失业”农民工。

面对以疫情为导火索的全球危机，中国能否“转危为安”，其关键在于能否抓住机会推动国家整体的生态文明转型，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这或许也意味着，“今天的你我将重复昨天的故事”，农民将会再一次拯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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